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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介

　　 香包(sachet)，古代稱“香囊”，亦稱“佩帷”、“容臭”、“香袋兒”、“荷包”，慶陽俗稱“絀絀”或“耍活”。它是用彩色絲線在彩綢上繡制出各種內涵古老神奇、博大精深的圖案紋飾，縫制成形狀各異、大小不等的小繡囊，內裝用多種濃烈芳香氣味的中草藥研制的細末，以作節令志慶、生活實用和觀賞品玩用。
　　慶陽香包刺繡起源于古黃帝時代，初創于岐伯之手，發展于秦漢唐宋年代，成熟于明清時期。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，具有明顯的地域特色：既粗獷豪放，又精細纖麗；既濃烈嬌艷，又清純素雅；既是大寫意，又是純工筆。其構圖簡潔明快，寓意傳統古老；色彩大紅大綠，過度跨越色譜；繡面厚實沉重，形態稚拙傳神。繡工細密精整，針腳平齊如畫；針法豐富多變，品種千姿百態。
　　中央美術學院教授、著名民俗學家靳之林在看過慶陽的香包之后大發感慨：“我考察過全國的香包，好的有兩個地方，一個是慶陽，一個是云南。相比之下，慶陽，特別是慶陽的正寧香包是最好的。”
　　2002年，老一輩革命家薄一波親筆題詞：“慶陽香包甲天下。”
　　香包不是一只單純的繡品，讓我們站在歷史和現代的大背景下，重新審視香包的制作歷史、文化內涵和藝術價值。
　　香包，古稱香囊，亦稱佩幃、容臭。其制作和佩戴史至少可以上溯到戰國時期，屈原《離騷》中有“扈江籬與辟芷兮，紉秋蘭以為佩”。江離、辟芷、秋蘭均為香草。紉，乃連綴之意。佩即佩幃，在這里既指香包，也含佩帶之意。全句的意思是把裝滿香草的佩幃帶在身上。這說明香包早在屈子所處的戰國時代已是一種飾物了。
　　漢代《禮記》有云：“男女未冠笄者……衿纓皆陪容臭”。容臭即香包，說明漢代未成年的男女都是佩戴香包的。
　　到了唐宋時期，香囊逐漸成為仕女、美人的專用品。而男官吏們則開始佩戴荷包了。有的官吏上朝時干脆把荷包綴于朝服之上。當然，那時的荷包與香包不完全一樣，香包里主要裝的是香草，而荷包主要是“盛手巾細物”的。這與前不久華池縣雙塔寺出土的手包型“千歲香包”比較吻合。
　　至清代，香囊已成為愛情的信物了。《紅樓夢》第十七回寶玉與黛玉之間的一次“鬧別扭”便是由送荷包引發的。
　　而歷史演化到近代，香包則多半用于民間端午節的贈品，主要功能是求吉祈福，驅惡避邪的。
　　再看香包的圖案，以華池縣雙塔寺出土的“千歲香包”為例，選用變形的梅花、荷花及纏枝花為刺繡紋飾圖案，是按照佛教凈土的教義設計的，其寓意是把這件小香包看作“西方凈土”，因為變形梅花從唐代起就作為佛胸前的吉祥標志。
　　800多年前的佛教信徒們向佛塔敬獻這種香包，完全是為了向佛表示崇敬和祈福的誠意。
　　從我國民間現存清代以來的香包看，大多數以花卉和動物為主圖，以隱喻象征等手法表達各種情感寄托和美好向往。比方，用雙魚、雙蝶、蛟龍等象征兩性相愛、交合、生育；用蓮花、荷花、牡丹、梅花等喻意女性；用登梅的喜鵲、采花的蜜蜂隱喻男性；松鶴象征長壽、石榴象征多子；而利用漢字的諧音做比喻者更是隨處可見：送給新婚夫婦的“早生貴子”（棗兒、花生、桂圓、蓮子組合圖案）；送給長壽老人的“耄耋童趣”（以貓和蝴蝶戲牡丹組合圖案，喻意老年生活非常有情趣）；送給小孩的“福壽娃娃”（以憨態十足的娃娃為主體，周圍環繞蝙蝠、桃子組圖，寓意此子今生多福多壽）……
　　翻開這一層層厚重的文化積淀，面對這一幅幅多彩的生活畫卷，展示在我們面前的盡都是古樸而又拙巧、原始而又鮮活的藝術瑰寶。其實，這才是揭示人性欲望的藝術；表達思想信仰的藝術；展示生命活力的藝術。可以說是真正的民族文化、民俗文化、大眾文化、人性文化。